翻译规范的内涵与研究特点

　　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规范的以色列翻译理论家吉蒂昂·图里认为，翻译是由历史、社会、文化所决定的，是对翻译现象进行描述性分析的一种受规范制约的社会行为；翻译服务规范处于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的中心地位，制约着所有种类的翻译。英国学者西奥·赫曼斯认为，翻译是一种社会交往行为，规范通过排除某些选择来约束个人行为，并选择、规定或建议特定的行为方式。芬兰学者安德鲁·切斯特曼引入“文化基因”概念，认为在特定历史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基因就是规范，他参照社会学对规范的分类，把翻译规范分为期待规范和专业规范，并且提出“明晰、真实、信任、理解”的价值观，作为翻译规范的基础和依据。

　　从翻译规范的发展历程看，翻译规范的理论研究呈现以下特点：一方面，翻译规范理论从语言学向文学、文化和社会学理论转变。语言学理论认为，翻译要遵循语言或文本样板规范，追寻原语和目标语文本的对等或等值。二十世纪70年代以后，一批学者跳出理想而封闭的文本，实现了翻译规范研究由规定性范式向系统描写范式的转变。另一方面，翻译规范研究范围从文本扩展到社会文化、价值观、意识形态范畴。语言学派认为翻译规范研究的对象是语言文本；切斯特曼将翻译规范研究范围扩大到社会规范、伦理规范和技术规范；赫曼斯的翻译规范侧重于蕴含社会文化、意识形态等内容的整个翻译活动。

　　当前翻译规范存在的问题

　　缺乏统一完整的翻译规范理论指导，翻译规范理论术语滥觞，妨碍了翻译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。我国的翻译规范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。西方翻译规范研究学者提出的理论观点，极大丰富了翻译规范的研究成果，深化了学界对翻译活动的理解。然而，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及学术创新的考虑，西方学者们刻意回避前人的研究领域，尝试从不同角度、使用不同术语来描述类似事物，这就造成翻译规范理论术语滥觞、规范分类五花八门的局面，妨碍了翻译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。

　　缺乏合理正确的翻译规范思想指导，粗制滥造的翻译作品泛滥，影响了翻译事业的创新与发展。由于翻译规范研究向文化、社会、意识形态、伦理和心理学等领域转向，研究者的视野更加开阔，研究范围大幅延伸，这需要合理正确的翻译规范思想加以指导。在我国翻译界，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达数十万之多，每年的翻译作品不计其数。我国堪称翻译大国，但由于缺乏正确的翻译指导思想，翻译界和出版界过分追求经济利益，导致粗制滥造、质量低劣的翻译作品泛滥，严重损害了翻译界的形象和声誉，威胁着我国翻译事业的可持续发展。

　　缺乏现实专业的翻译规范行动指导，没有严格遵循翻译标准，致使翻译错误时有发生。影响翻译规范的主要制约因素有：文本的内在要求、语言文化的差异、社会背景以及译者自身的认知。由于翻译是极其复杂的文化活动，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，这就要求译者具有双方语言的阅读和应用能力，并且对两种语言背后的民族心理、宗教习俗、地域风采等有着充分的了解，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，运用一定的翻译理论和技巧，采取切实可行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。但在现实的翻译工作中，由于译者的专业素养不够以及缺乏翻译规范指导，经常会出现用词不当、语法错误、译名混乱、信息源缺失等翻译错误。

　　解决当前翻译规范问题的途径

　　借鉴西方翻译规范理论精华，制定翻译规范行业标准，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翻译规范理论体系。西方翻译规范理论多元而庞杂，我们要吸收优秀内容，综合研究，为我所用。制定翻译规范行业标准，使翻译活动有法可依。中国翻译协会编制的《翻译服务规范》《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》等国家标准，在技术法规层面对翻译规范进行了详尽规定。对翻译规范理论进行积极的研究和实践，如研究严复的“信、达、雅”、傅雷的“神似”、钱钟书的“化境”等，都是对翻译规范理论建设的探索。

　　加强“译德”和翻译价值观建设，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的翻译规范思想体系。为了使译作能够顺利进入目的语文化，译者需要考虑所选择文本是否与目的语文化中的信仰、价值观念、道德规范等因素产生冲突。翻译的过程也反映着译者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。解决当前翻译规范问题，要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的翻译规范思想体系。在翻译活动中，面对众多世界文化作品，要加强“译德”建设，制定翻译策略，自觉辨识真伪，吸取精华，摒弃糟粕。

　　加强高素养翻译人才培养力度，严格实施翻译质量管理，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翻译规范行动体系。尽快培养高素质翻译人才，加强译者语言文化功底，提高其业务能力。要制定翻译人才培养纲要，加大高校翻译教学力度；建立翻译人才和机构的资格认证，促进翻译的职业化发展。树立严谨治学态度，严格实施翻译质量管理。翻译是重要而繁琐的工作，需要译者运用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娴熟的翻译技巧，以确保翻译质量。要加强翻译市场的管理力度，使翻译市场规范经营有序竞争；要建立开放的翻译修正体系，对翻译进行全方位督管监察，建立一个规范的翻译环境。